8月1日至2日，为突破民族类博物馆的发展困境，构建整个行业的理论支撑，作为民族类博物馆行业“领头羊”的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北京主办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博物馆人类学专题研讨会。围绕着“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收藏、展示与诠释”，来自学术界的30余名研究者和来自博物馆界的10余名从业者进行了交流探讨。

　　在研讨会现场，参会者们已经感受到了学界与业界对话激起的热情。这显示出，在民族类博物馆的领域里，学界和业界分别实践的的博物馆人类学路径已然开始交汇，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化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类博物馆进行“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前景。

　　为民族类博物馆搭建全国规模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平台

　　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说：“开展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正是民族类博物馆自身性质和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解决当前中国民族类博物馆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和一系列业务难题的良好科学工具。”

　　“我国的民族类博物馆在深入推进自身收藏、研究、展示、宣教等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呈现出对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需要将自身的实践加以系统的总结和升华，形成相关理论体系。”顾群表示，中国民族博物馆在积极寻求理论研究突破口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具有中国民族博物馆特色的科研学术路径，有了对于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中国民族博物馆不仅应当把自身开展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当作实现学术立馆、学术兴馆的重要途径，而且我们还应当积极地在全国民族类博物馆行业中，大力倡导和推动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是因为，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必将极大地助推全国民族类博物馆领域形成以科学理论引领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助推全国民族博物馆行业实现理论创新性发展的良好局面。因此，我们自觉地把在全国民族博物馆领域大力推动博物馆人类学的开展，作为国家民族博物馆的一个职责与使命，作为我们实现国家民族博物馆自身功能定位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举办今天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的根本原因。”顾群说。

　　据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介绍，出于对自身文化功能与文化使命的清晰定位和理解，中国民族博物馆在4年前提出以博物馆人类学为理论原则，指导自身的业务实践，并提出把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成为中国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基地的主张。就在这4年间，一个博物馆人类学迅速发展的趋势和热潮逐渐在全国慢慢呈现，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民族类博物馆，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理论来提升自身的博物馆工作水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正在用人类学理论来观察和总结当代中国博物馆里的知识生产、记忆建构、认同塑造等实践。这一“实践与理论的双重自觉”，成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召开这次博物馆人类学的学术研讨会能够获得学术界和民族类博物馆行业广泛响应的重要基础。

　　博物馆与人类学的渊源与当代转向

　　研讨会准备召开的信息一经发布，就在各相关微信平台和微博上被迅速而大量地转发，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类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生、年轻从业者踊跃投稿。主办方收到了来自海内外的80多份投稿，最终46份论文入选。一位评审专家说，这次评审真是很困难，因为这一批论文的水平普遍偏高，尤其涌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非常有想法，有新意，但是研讨会发言席位有限，不少好文章只能忍痛割舍。此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议题非常开放、多元，为了顺应这一情况，研讨会设置了两个专题会场，10个专题小组，包括“物、展览与博物馆实践”、“博物馆与认同构建”、“知识、记忆、历史与认同”、“博物馆阐释与反思”、“商业化、遗产化与博物馆”、“非遗、技艺的博物馆表达”、“教育与公共参与”、“博物馆中的世界、东方与中国”以及“接触、冲突、争议”等。

　　连续两天，两个专题会场都坐满了听众，来自不同领域的年轻学者、从业者闻讯赶赴这场学术盛宴。一位台湾的学者说，每天要在两个会场中做选择都很难，每个专题都想听，都舍不得。发言中，很多发言都撑爆了15分钟，只能被主持人“粗暴”打断，都只能是“思想跑马场中的短跑”，但背后支撑的却是研究者们的“长跑”。这些论文几乎都基于博物馆的实践，深入反思博物馆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中的文化角色，呈现出极强的探索性，也展示出博物馆和人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博物馆与人类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亲密关系曾经主要通过民族志博物馆来实现，但随着人类学学科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变迁，二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不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博物馆实践都呈现出新的转向。这次研讨会邀请知名学者做主题发言，展示出了博物馆人类学的学科谱系和前沿动向，极具历史感和现实感。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提出了“当代社会维度中的博物馆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性、数字技术变革等内外力因素势必引起博物馆的变革，而博物馆和人类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深深涉入这一变革当中，突出体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新动态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博物馆而影响到人文历史和艺术博物馆，以及博物馆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出现了一系列新进展。这其中，反思和重新界定博物馆应该如何表现和阐释多元文化成为一个聚焦点，并引发了诸如“协作式博物馆”的实践。由此，国际博物馆界对于博物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形成新的内涵与外延。例如，对于冲突和争议的表达需要找到动态的表达方式，反映出博物馆新的使命和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博物馆界高度重视四个议题的全球性讨论：一是博物馆变化中的认识论、博物馆的多学科性和博物馆类型学；二是博物馆如何反映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公众的参与；三是博物馆如何受到地缘政治、全球化移民等的影响；四是博物馆新形态的所有权、合作伙伴和治理制度等理论新趋势。

　　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教授迈克尔·罗兰将西方的博物馆和物品放到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脉络和认识论框架中去理解。他从英法的社会人类学发展到东欧民族学的历程着手，梳理了侧重历史的民族学和关注文化比较的社会人类学之间的差异，着重阐释了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转向，以及民族学/民族志博物馆中藏品的数字化。迈克尔·罗兰极为关注物品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基于在西非的田野研究，他认为通过书写塑造的历史通常呈现的是重要人物的历史，而底层人民、草根社会的历史往往不被表述，物质也易于被忽略。而民族学有关物质文化的时空研究，使得物品背后普通人的生活和历史具有了被呈现的可能性。但另一个层面，在博物馆中，很多物质被收藏起来，通过展示呈现的只是极少的部分。同时，物质作为藏品和遗产，在原生文化和历史中的意义和故事大多数都被丢弃了。他认为，藏品和遗产如何回归到生活中间，重新与生活进行关联，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个看似普通的螺钿托盘，背后却记录着一段中华文化传播的历史。藏品背后的故事到底有多精彩？讲故事有什么意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展鸿的主题演讲让我们深深领略了这一点。他生动讲述了自己的几件私人藏品背后的故事。他建议博物馆也尝试引入藏品在变成馆藏之前的社会生命史故事，展现藏品在社会环境变迁中的价值变化。

　　人类学与博物馆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实际上，相较于考古学和历史学在博物馆领域被大量运用，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还很不完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潘守永提到了一个关于博物馆馆长学科背景的调查，在130多位博物馆馆长中，大部分一级博物馆的馆长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学科背景，从事美学、教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的馆长所占比例很小，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学科在博物馆中的发展都是不完备的。潘守永以“边界与介入——博物馆学抑或博物馆人类学？”为题，从学科定位的角度分析了博物馆学和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在中国，博物馆学和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也是不完备的，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相分离，博物馆人类学受到考古学作为主流学科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标准、科学标准的缺失而不完备，这一缺失的部分即为博物馆民族志或博物馆志。同时，在中国，博物馆人类学有两层含义，即在博物馆从事人类学和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二者发展都是不完备的，尤其是前者。他在学术和实践层面讨论博物馆的边界问题，最后又归结到当前博物馆的现实趋向，即博物馆功能趋于多元化，博物馆类型趋于多样性，不同的博物馆满足着不同人群的需要，需要博物馆人类学聚焦多样性的理论关照。

　　实践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收藏、展示与诠释

　　运用人类学展开理论探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尹凯在专题互动中呼应了几位学者的主旨演讲，强调博物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对于博物馆收藏、展示和阐释的重要价值。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博物馆的讨论，基本上都是新博物馆学的范畴或新博物馆学的衍生品：包括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在内的新型博物馆形态，以及传统博物馆角色的重置。

　　在专题发言中，尹凯重新审视了“从物到人”的博物馆观念。当代博物馆学界存在一个共识性的命题，即强调公众在博物馆理论与实务中的优先性，以消解物件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由此，该观念衍生出诸如“公众服务”、“从物到人”、“以人为本”等一系列表述。尹凯认为“从物到人”的观念并非单纯是将将关注点由博物馆藏品转向博物馆公众，更重要的是还应包括隐藏在背后的个人与群体，甚至连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也不例外。他认为“从物到人”的观念旨在从以证据（物件）为导向、强调实证与秩序的博物馆迷思中走出来，迈入以合作（人）为主导、强调人文与关系的博物馆新视界。

　　郑茜也探讨了民族文物的方法论意义。人类学整体认知理论通过探究和还原民族学文物在其原生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从而呈现出藏品的真实价值，并揭示出藏品背后的文化价值系统。这是一个建立在反思传统文物价值认知模式基础上的新博物馆方法论，它是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博物馆展示秩序与知识生产的新模式。这一方法论可望构建一个关于博物馆藏品的相对完整的意义解释系统，并引领博物馆将其工作内容不再局限于收藏与保护文物本身，而是延展到对于文化遗产的整个价值体系的保护与珍藏。

　　博物馆与知识、认同、历史的建构

　　在研讨会中，经常提到的话题是，对于藏品、文化遗产或民族文物，谁是它们的拥有者？谁在管理它们？为了谁做展示？怎样做展示？谁在观看它们？谁在解释它们？博物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多位与会专家强调，谁有权力在博物馆中对展品做出阐释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文化认同日益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博物馆应该在人们塑造和保持自己的认同以及地方性知识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连菊霞基于在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民族民俗博物馆的田野调查，将博物馆对保安族进行的文化展示、诠释与当地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相对照，显示出民族民俗博物馆从该区域内各民族共有的社会生活中抽离出文化要素作为保安族的“传统”与“特色”来展示，“塑造”出一个典型的民族形象。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吴洁讨论了苗族服饰中的知识生产机制。苗族服饰中有一种“蝴蝶妈妈”图案纹样，“纹样从哪里来？”“纹样是谁传下来的？”“纹样代表什么含义？”围绕着这些问题，苗族女性、研究者（收藏家）和博物馆三方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其中苗族女性制作苗服的技艺成为了一种“具身性”知识，这种知识来自于苗族人与环境的互动。而中国民族博物馆在进行民族服饰的策展和诠释中，处于三者共同对话、彼此参与的语境里，也成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主体。以博物馆特殊的展示“场所”所具有的主体性，重构出苗族服饰背后的生命轨迹，这种展示也对民族文化作出新的表述。在与听众的互动中，不少人提及2016年中国民族博物馆推出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服饰展，吴洁作出回应，博物馆当时在策展、设计和研究过程中，就已经有意识地把服饰生产者的“具身性”知识也纳入进来。她提到，很多时候，民族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面对物品蕴含的知识时是被动的，大量知识来源于“他者”，博物馆从业者并不明白。因此，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做法是把文化创造者、持有者吸纳进来，跟研究者和博物馆一起策展，一起讨论服饰在生活中怎么穿，表达了什么含义。

　　博物馆、非遗展演中的协作与冲突

　　在研讨会中，“遗产化”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博物馆从业者们的经验分享和研究实践聚焦于社区和博物馆的“参与”、“协作”。

　　上海纺织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贾一亮的发言中，呈现了苗族刺绣中极具特色的锡绣技法如何被现代设计师和当地人一起创新，在高级定制服装中焕发光彩，并被纳入博物馆的展示当中。她认为保护锡绣为代表的民族服饰传统文化和技艺，最好的途径也许不是将其静置在博物馆中，而是思考如何让它们在现代真实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史明立以珠三角地区公众自身的展览实践为例，探讨政府、博物馆、社会组织、社区和个人在记录某一特定群体、某一特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关注不同群体在表达、阐释和构建某一团体或事件的历史中的作用，将博物馆视为一个建构认同和知识、表达意见与协商的空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研究组助理研究员翟振孝以她参与规划办理的“台湾‘新住民’文化展演”为案例，讨论博物馆如何作为异文化再现与实践的场域，提供异文化认知观点，对于博物馆异文化展演进行反思，并进一步讨论当代博物馆与台湾“新住民”协作的可能性。

　　学者们的讨论则还包括对“固化”、“商业化”的批判与反思。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德明礼认为，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为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话语空间和价值框架。然而，这一公约并非是认同、保护现存文化实践与传统的中立工具，而是以此为保护伞进行文化的重新形塑与生产。在中国，非遗往往代表的是民间文化或民俗文化。通过对上海、山东潍坊、青岛等地的长期田野调查，他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地方非遗展示和展演的多种形式和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文化主题公园、生态区、博物馆等地方是中国非遗展示的主要场所。然而，大部分的非遗展示却导致了非遗的固化或商业化。非遗传承人按照公约要求进行的社区参与活动也被极大地忽视。由此可见，非遗在中国的展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将非遗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发现，非遗展示已经为传承人提供了积极参与的机会，而且他们确实能够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益。

　　博物馆不仅仅只是促进交流与合作的“接触地带”，在某些特定主题和情境中，博物馆还会演变成为各种矛盾和经验交锋、回荡的“冲突地带”。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马萍介绍了英国贝尔法斯特博物馆“战争展”和加拿大战争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展”两个展览的策展经过。她认为，在面对历史伤痕，棘手遗产及涉及国家历史认同与民族情感等复杂问题时，博物馆往往需要格外谨慎。历史是拥有不同面向的，这导致人们的记忆也是有矛盾、冲突的。作为塑造集体记忆，强化认同感的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不同群体展开记忆争夺与较量的场域。此时，作为各方经验交流、互动的博物馆空间会因为这一记忆的竞争而不再表现为“接触地带”平和、共享的面向，而呈现出一种冲突状态。为了避免引发广泛的社会效应，博物馆在处理这些信息时，不得不审慎再三。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博物馆的政治、教育功能决定了其叙述的内容及尺度。在案例中，在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时，博物馆选择从战争中人性光辉的表达来介入这段历史，以使战争双方达成共识。

　　“不要忘记有过这样一次研讨会”

　　国立台湾博物馆研究组副研究员李子宁分享他参会后的体验时说，“这是学界与业界一次很好的对话。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我呼吁他们进入到学界和业界之后，不要忘记有过这样一次研讨会。”

　　研讨会的主办方和参会者都将此次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视为2017年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尤其对于民族类博物馆探索学术科研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研讨会展现出学术界与博物馆业界的深层互动。来自两个领域的对话者所使用的“博物馆人类学”蕴含着不同的理论关照和诉求，业界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来提升自身的博物馆工作水平，学者用人类学理论来观察、诠释和反思当代中国博物馆的实践。而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印证、沟通、共享、对话的平台。

　　尽管存在各自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差异，但研讨会中已经有迹象显示出学界和业界之间的路径交汇。学界和业界并非是在博物馆人类学两条泾渭分明的的研究维度上各自前行，业界和学界围绕着博物馆的“田野”，分享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经验展示、实践反思和理论探索创新。尤其是从业者的分享，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博物馆的实践的自我反思来提炼理论；还有一些发言是有意识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做实践创新，再提炼出理论来与同行与学界分享、讨论。此外，参会者大多数是非常年轻的从业者和研究者，他们更可能具备跨界身份，接受博物馆人类学理论训练，然后进入博物馆实践领域，他们必将成为推动未来民族类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转化的践行者。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博物馆人类学可能会作为一种“互动性专业知识”被重新生产出来。

　　郑茜认为，“这次会议对于博物馆界一定会有突破性的意义，尤其对民族类博物馆会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中国的博物馆学理论在最近的几年中产生了突破性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之前其实博物馆学的理论滞后，博物馆缺乏理论指导，一直都在一个相对低水平的状态上运行。当前我们的民族类博物馆行业出现很多问题就跟之前缺乏理论指导有关联。比如，很多地方博物馆在没有差异的地方制造差异，制造认同，或者在塑造差异的时候，缺乏文化的考虑，认同的考虑，背后更大的驱动是经济考虑，通过塑造绚丽的民族形象，塑造出可以创收的旅游产品，这可以说是民族类博物馆的一个严峻的现实。不论是研究者还是从业者，在听到一些报告或者去调研的时候是很有忧虑的。我们这次会议其实是一个对突破性理论发展的汇集和集中的呈现，我们深感这些年的理论需要一些场合和平台来汇集和呈现，我们这个会议刚好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合。”

　　目前，中国民族博物馆正致力于以博物馆人类学理论研究为引领，提升国内民族博物馆理论研究水平。顾群展望了通过推动业界和学界的协作大力发展博物馆人类学的愿景：中国民族博物馆把推进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致力于把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成为博物馆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基地，通过开启与科研机构以及国内民族类博物馆的广泛合作，定期举办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出版博物馆人类学学术成果等途径，推动博物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计划联合有关力量，申报成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博物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民族博物馆作为行业的引领者，自觉、明确地以发展学术理论来引领行业实践，这是极具魄力的选择。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在很多专业和行业领域，由于社会部门分化、知识建构场域和机制的分化以及边界认同，在业界和学界之间往往难以形成进行知识生产、分享和转化的“学术共同体”。因此，学术理论和行业实践的相互转化往往只能在交界领域、边缘地带或前沿领域依赖少数协作者的长期互动有限地实现，转化成果的推广运用也往往成为难点。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级民族博物馆能够以“业界”引领者的身份，明确、自觉地提出以博物馆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来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与实践，并上升到角色定位和核心发展路径的高度，同时，以谦虚、真诚、开放的姿态主动创造与学界交往互动的平台，主动地以推动学科发展为己任，甚而筹备一个学科的专业委员会，实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