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可见苗药的历史较苗医为早。在苗族聚居区还流传着“药王爷”的传说。药王爷不畏艰难险阻，披星戴月为人们寻找药方，这个传说流传很广。苗族东西部地区均有“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歌谣。至今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医，还非常崇敬“药王爷”，在行医过程中治好病，就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药王”。这个传说同《淮南子》记载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非常类似。这说明苗族医药是起源于上古神话时代。

　　壮族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提到的药物“答”，实为苗族称的豆科植物。现在苗语将“豆”称为“兑”，其与“答”不但同义并且近音，是古苗语演化的结果。《五十二病方》中还将寒热为主的病称为“瘦”，此与苗族“茄”同音同义，这也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湖南长沙是苗族先民地，这一考古发现则为苗医药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已知中国最古老的药学著作。据统计，《神农本草经》中苗语记音的药草达l/3左右。另外，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中采用苗语记音的药草有17种，第二册中有27种。《本草纲目》还记载了40多种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用药经验。

　　所以，无论从民间传说，还是文献记载来看，苗族药的起源很早，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苗医药的发展可分成三个阶段，即早期医药阶段、经验医学阶段、理论医学发展阶段。

　　早期阶段是指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时的漫长时期。在这一阶段，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包括对人类自己发生瘟疫疾病的情况无法理解而产生恐惧心理，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唯心想法。为了求得平安或除祛疾病，必须求得外界神灵的帮助。因此，以“药王爷”为代表的医者，偶尔也用药物给人治病。公药王和母药王传说，出于一位文盲苗医，他记背了很多医药知识，还画了公药王和母药王两幅画。据记载，在九彝时期，蚩尤就是苗彝先民，有九彝三苗之说。刘向在《说苑辨物》中提到“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解释为：“这个苗父就是苗彝族的巫师，巫师治病主要用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这就是“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来历。苗父的记载在《史记》中也有，早于黄帝时期。蚩尤也是巫医，能够治病是其部落强大的一个条件。汉武帝时期，夜郎国就有槟榔治瘴气之说，还有可治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在苗族“古歌”中关于这一阶段发现药物的故事也很多，如贵州黔东南州一首叫《垫哈》的古歌，说的是哈哥小时不幸被虎背去，十年未返，后被父母找回时，野性不改，声音嘶哑不能说话，一次他跑出去到河边吃了很多浮萍，哈哥不但能说话了，还改掉了野性，苗家因此懂得了浮萍能治嘶哑病。

　　经验阶段是指明王朝在苗族主要聚居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的年代。明朝时期，政府对于苗族聚居区在军事上推行“军屯制”，经济上采取了有利于地主经济发展的措施，促进了苗族经济、文化、医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为苗族医药与其他先进民族的医药交流提供了机会，从而提高了苗医药的整体水平。这一时期的苗医药已从古老的早期医药阶段进入经验医学的大发展阶段。改土归流后，苗族的药物得到较大的发展，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这是由于对药物需要的增加，使得药市得以繁荣。清康熙年间有记载，用苗族民间药治疗效果良好，如用癞蛤蟆外敷，用鸡蛋治病，说明了苗医已经掌握了动物药的运用。苗族是个多迁的民族，在迁移过程中，一方面将苗族医药带到各地，另一方面又接收了其他民族医药的影响。迁徙中容易发生跌打损伤，所以外治法非常普遍，有药用药，无药用手治，筷子、针都可以治病，放火、下毒等都有运用。直到今天，苗医外治法也很出名，且效果很好。19世纪末20世纪初，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常德转销武汉等地，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如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据《关岭县志》记载商品类药物已达200余种，其境内的关索、坡贡、永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场期药市”，许多苗医一方面售药，一方面看病，还进行民族医药的交流。其他如黔东北的《松桃厅志》记有苗药52种，湘西《凤凰厅志》也记有苗族常用药物100多种。苗药药市的繁荣，使种植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促进了苗药的发展。

　　理论发展阶段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苗族地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历经20余年，一批民族医药科技工作者，通过对苗族医药的调查、研究，将分散的、不系统的苗族医药进行了整理和提高；并从临床疗效、药理实验、药物化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正因如此，苗族医药从而步入了理论医学阶段。1982年和1983年，国家卫生部、国家民委先后发出《关于调查民族医药的通知》、《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两个文件。贵州省卫生厅、省民委组织了以苗族医药为重点的全省性的民族医药调查研究与发掘整理工作。1983年，贵州关岭县召开民族传统医药调研工作座谈会，展览民族药标本1000余种，总结整理民族民间草药验方6000余种，后又编写出《关岭民族医药（第一集）》。收载100种药物，并附有彩图。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在黔东南雷公山采集民族药标本1089号，确认民族药近百种，对其植物名、苗侗语名、药用部位、用途配伍、用法用量进行了整理记载。

参考资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药课题组编《民族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