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福德·格尔茨是美国解释人类学知名学者，主要著作：《文化的解释》、《地方性知识》《农业内卷：印尼的生态变化过程》《爪哇的宗教》《巴厘的亲属制度》《奈加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等。

　　格尔茨认为民族志的性质首先是人类学家的理论建构源泉。人类学家的理论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和文化比较。田野工作不仅是人类学者的研究方法，更主要的是人类学者认识外在生活世界的凭借，其成果是民族志；文化比较则是人类学者跨越不同文化，寻求不同文化异同点的努力；其次，他对“移情”作了解释。所谓“移情”并不是要人类学家变成当事人，而且前者也不可能变成后者，当人类学者在一个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时，他们生活于其中，从中得到体会，有所体验，逐步通过这些体验接近当事人的生活，渐渐明白当事人所处的文化，即移情。而马林诺夫斯基的“移情”，是从当事人观点看当地文化，被格尔茨否定，认为人类学者的观点不可能等同于当事人的观点。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的了解有“经验接近”和“经验远离”的程度差异。前者指用当事人的概念语言来贴切地描述出该当事人的文化建构；后者指用学术语言或我们自己的概念语言来描述所研究的文化。

　　格尔茨认为民族志分为“深描”和“浅描”两种形式。浅描是指描述的是其行为本身；深描的目的在于揭示行为中的意义结构。深描的写作法则在于以行为为起点，建构知觉、解释无意识与有意识之间的文化层次，从而使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深描的精髓在于它特别关注的是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文化是一个象征体系，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的行为是具体的象征性行为、是文本的符号，因为人的本质是象征性动物，人类通过象征符号积累经验，进行沟通，人类学家所要寻求的则是象征行为的意义。

　　格尔茨认为民族志的性质有四个特色：首先是进行解释的记述；其次是指所解释的对象社会性对话的过程；第三，解释是在那种对话尚未消失之前试图将“所说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可阅读的文本；第四，它是微观的研究。

　　格尔茨的文化与社会研究认为当社会处于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出现仪式正在分裂社会而不是使它整合，正困扰个体而不是抚慰他们的情况。仪式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因而试图将较少分化的乡村背景的宗教模式引入社会，就不仅产生了文化的分歧，而且导致社会的冲突。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是相互独立的。

　　此外，格尔茨给宗教的定义为：宗教是一套行动的象征系统，行动的目的是在人们心中建立有力的、具体渗透性的与持久的情绪和动机。宗教象征是在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与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之间形成的“基本的一致”，因而综合成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质。认为通过仪式产生出“宗教观念是真实的”、“宗教训诫”是圆满并且有效的“信念”等概念。宗教人类学研究应包含两方面：一是分析那构成宗教自身的象征当中包含的意义系统；二是寻找那些系统与社会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联系。

　　格尔茨认为文化系统是一种透过象征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一种将传承的观念表达于象征性形式的系统；通过它们，人与人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它们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

　　格尔茨借用边沁的“深层游戏”概念，认为在作为深层游戏的赌博中，输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输掉名望、荣誉、尊严、地位的象征性得失。巴厘岛的斗鸡即是一种深层游戏，它实际上是展现地位关系的舞台剧。

　　资料来源：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资料：

　　[1]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04．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