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生忠将军戎装像。

修建青藏公路的民工。

天涯桥。

慕生忠将军主题公园已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殿堂。辛元戎摄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将军楼主题公园内，有座汉白玉的半身雕像，一位将军身着戎装，目光坚毅，凝视远方。经常有军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凭吊，满怀敬意地把哈达搭在将军的雕像上。

　　这位将军，就是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和“格尔木市奠基人”的慕生忠。

　　回望历史，1953年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物资供应问题，发展建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慕生忠远赴北京，主动请缨要求带领人马修筑青藏公路。因为国家没有这个项目计划，慕生忠的提议遭到了交通部的拒绝，但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支持下，国务院最终同意了这一申请，并拨付了修路的资金30万元以及汽车10辆，铁锨、铁镐等工具3000把。

　　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开始动工修建，担任青藏公路筑路总指挥的慕生忠带领由19名干部、140名民工(后来增至1200名)组成的筑路大军，每人一把锨、一把镐，在高原上开启了艰难的征程。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5摄氏度，永冻土层厚达12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及海平面的一半。恶劣的自然条件再加上装备和物资不足，公路每往前推进一米，筑路者的身体和意志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当年12月15日，历时7个月零4天，这支筑路大军让青藏公路穿越了25座横亘高原的雪山，开辟了一条连接祖国内地与西南边陲的通天大道，在当时创造了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

　　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前的52年间，西藏85%以上的军用和民用物资都是通过青藏公路运往西藏的，这条公路为西藏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将军楼公园内的将军楼、慕生忠将军纪念馆等处参观、瞻仰，不时可以遇到前来接受廉政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干部以及普通群众，人们仿佛又重新走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慕将军的事迹中，让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位从小只念过几年私塾，担任着政委职务的将军在修路过程中几次讲到哲学、讲到辩证法的故事。

　　修路的哲学

　　1957年12月9日，在中南海接见慕生忠时，毛泽东主席笑着问道：“你慕生忠好大胆，怎敢在杳无人烟的青藏高原上修公路？”

　　慕生忠回答：“我是按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出来的。”

　　主席又问：“几千里极少人烟，你向谁人去调查，又如何研究？”

　　慕生忠答道：“我们是向大自然作调查研究。”

　　主席听了很高兴，连连说：“科学！科学！”

　　慕生忠曾用过“艾拯民”的化名，外号“艾大胆”，但他的胆量来自于科学细致的调查。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派驻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那时，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从数千里外驮运物资进藏，1斤面粉的代价相当于1斤银子，粮食、补给问题成了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住脚的关键问题。慕生忠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先后两次率部运送物资进藏。由于沿途气候恶劣，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峰骆驼。面对艰难的行路状况，慕生忠萌生了修一条从青海进藏的公路的想法。

　　1953年，在他进京申请修路时，国家正在修建康藏公路(现川藏公路)，根本没有修建青藏公路的计划。慕生忠不仅熟悉青海入藏的条件，还特意实地考察过康藏公路。他认为，康藏公路沿线山大谷深，地质条件差，容易遭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侵袭，冬天大雪封山期间无法通行，即使修成了，公路保养也很困难。相比之下，在青藏线修路，表面上看是位于高寒、高海拔的生命禁区，但是地势平缓，终年干燥少雨，公路的修筑和养护都比康藏线有利得多。

　　慕生忠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赢得了老领导彭德怀的支持，他指示慕生忠，修一条自甘肃北部经过柴达木盆地和西藏拉萨直抵印度边境的公路，并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

　　为完成彭德怀的嘱托，在自己带队修建青藏公路的同时，慕生忠大胆启用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少将师长齐天然，让他带人同时修筑从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

　　齐天然他们从敦煌出发，把路修到了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边上。当地牧民们告诉他们，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有人能从盐湖上走过去。但齐天然为了完成在慕生忠面前立下的军令状，竭尽全力往前修路。他带领筑路队伍一边在厚厚的盐盖上修整道路，一边把挖出来的盐水浇到平整好的路面上，等盐水干了就试着把车开过去。就这样，他们在盐湖上开出了一条平整坚硬、长30多公里的路面，人称“万丈盐桥”。

　　后来，有技术人员质疑盐桥算不算公路，能不能长久利用，理由是教科书上规定，修筑公路时土的含盐量超过7%就要考虑改线。慕生忠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说7%不行，那17%行不行？70%行不行呢？100%行不行呢？你都没有试过，怎么就能断定说这盐桥不算路呢？量多了可以引起质变，盐不够的地方拿盐来解决。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啊。”

　　很多年过去了，齐天然每每忆及此事都会感慨：“听着慕将军这番‘否定之否定’的议论，我深深感到他是在给我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课，自此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事实证明，慕生忠和齐天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格尔木还在盐湖上修了飞机场，如今，青藏铁路上的列车也是呼啸着从察尔汗盐湖上驶过的。

　　当领导的哲学

　　在修路的过程中，慕生忠总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修路伊始，他就在自己的铁锨把上刻了“慕生忠之墓”5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

　　在修建格尔木附近青藏公路上的天涯桥时，河水奔腾咆哮，桥面离水面有30米。桥建好了，工程师邓郁清跳上第一辆汽车要试桥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他想，自己是桥的设计者，有责任来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就算出了意外，“交待”在了这里，也是职责所在。慕生忠一把将他拉下来，自己坐了上去：“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明日死了，明天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当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缓缓通过天涯桥后，工人们把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慕生忠、邓郁清和司机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在这支筑路队伍中，无论是军是民，无论职务的高低，人人都得干活，18磅的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他本人也不例外。慕生忠还有一个独特的辨别干部的办法——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谁的老茧越厚，他就越喜欢谁。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时，河里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水河中捞石头抢修路面。大家一个劲地劝他上岸，不用亲自下水。但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最深、水最急的地方带领工人们一起抢修。不用命令，不用动员，人们纷纷跳进水中，霎时形成了一堵人墙。10个小时过去了，等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大家心疼地说：“今天让政委受苦了。”慕生忠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1+1=2，可在哲学上1+1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站在前头，一个人就可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稳定队伍的哲学

　　当年慕生忠带领人马来到格尔木时，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举目四望，荒野茫茫，看不见一棵乔木。

　　慕生忠将军并不是只知道埋头修路，他的目光看得很远，很远。当初在他的擘画中，就是要把格尔木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城市。因为，无论是巩固好格尔木作为进藏物资转运基地的地位，还是在青藏公路修通后，进一步提升公路等级、养护好公路，都需要一支稳定的干部职工队伍，而要稳定这支队伍，就要让他们在一座宜居的高原新城里生活。

　　从1954年4月开始，慕生忠就组织民工，把从湟源等地拉来的14万株树苗种在了格尔木。作为政委，他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他号召人们，“我们要安下心，扎下根，准备在盆地当第一代祖先！”“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大路，要在柴达木盆地建设起一座美丽的花园！”

　　在创建格尔木基地时，他发起了一个“共产主义礼拜六”的活动。每个礼拜六，他以身作则，拿着锄头、笤帚，和干部群众一起开渠引水，种菜种树，打扫卫生，建设美丽的戈壁新城。

　　从慕生忠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时的一份讲话材料中可以看出，1957年时，格尔木已经出现了义务劳动路、青年路、共产主义礼拜六路、敦噶路、二马路等5条大街，植树36万株。“绿化这个城市，使它披上绿色的服装，永远青春年少。”是他心中美好的愿景。

　　不仅如此，慕生忠将军郑重提出要解决职工生存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修建宿舍，消灭帐篷，使职工居住下来”；再者，“职工家属愿意来的我们欢迎并且给予就业生产的机会”；他还提出，要“开办职工子弟小学，让孩子们有书读。这样才会使职工安心于高原工作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最为传神的是将军对此作出的解释：“我认为，要做好一个同志的工作，必须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须从他的孩子做起。”

　　话语是幽默的，心是紧贴着群众的。住房、就业、教育，不正是今天大力倡导要关注的民生问题吗？将军不愧是政委出身，要稳定队伍，他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格尔木的将军楼公园，漫步在望柳庄，慕生忠将军他们这第一代格尔木人种下的杨树、柳树已蔚然成荫，很多树已经粗得连一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了。现在的格尔木已经是戈壁上一座“半城绿树半城楼”的现代化城市。

　　慕将军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些有关哲学的故事，依旧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辛元戎)

　　(本文老照片翻拍自《慕生忠纪念文集》)

作者：辛元戎

　　资料来源：青海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