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式蒙古文是古代蒙古语的一种书面形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写法是“蒙兀”。蒙兀是室韦的一个部落，居地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城。公元8-9世纪开始向西方草原发展。到12世纪时已分布于今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河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他们大多是草原游牧民，即所谓“有毡帐的百姓”。一部分是森林狩猎民,即所谓“林木中的百姓”。12世纪末13世纪初，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首领铁木真相继统一蒙古诸部，于公元1206年被游牧贵族拥戴为全蒙古的君主，号成吉思汗。

　　最初在蒙古贵族中传授回鹘字母用以书写蒙古语的是回鹘（《元史》作“畏兀”）人塔塔统阿。蒙古帝国建立后开始用回鹘式蒙古文记录“札撒”（法令）、“青册”（户籍）、缮写公文等。蒙古语同回鹘语关系密切，它们不但在类型上同属粘着语，而且有大量的共同成分，语音系统也相似。因此，适用于回鹘语的字母，蒙古族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回鹘式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分表示元音和表示辅音的两大类。书写时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结合得很紧，笔画连在一起，一气呵成。最小的书写单位是词。但早期拼写法不甚严密，有一个词分做两段书写的情况。书写格式是从上往下竖写，从左往右移行。回鹘式蒙古文字母在词首、词中、词末等不同位置上笔画略有变化，以适应连写的需要。

回鹘式蒙古文

　　回鹘式蒙古文的发展，从13世纪初到17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时期，字母的笔画结构，基本拼写规律则和书写体式都与回鹘文相似，保持着古朴的面貌。17世纪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回鹘式蒙古文在不同地区向着不同方向发展。1648年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札木苏）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特点的托忒文。差不多与此同时，通行于其他广大地区的回鹘式蒙古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字母的笔画结构有所改进，拼写规则趋于严密，一个词分写成两段的现象消失了，形成了区别于古代蒙古文的近代蒙古文。

　　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文献，以原件形态保存下来的不过数十种，包括写本、刻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元代曾经用蒙古文撰写过不少著作，并且翻译过大量典藉和佛经。但是，目前发现的元代木版图书仅有汉蒙合壁《孝经》和蒙古文《入菩提行论疏》残卷。现存的回鹘式蒙古文碑刻有《也松格碑》、《释迦院碑记》、《张氏先茔碑》、《竹温台碑》、《云南王藏经碑》、《兴元阁碑记》、《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等。其中纯粹用蒙古文撰写的碑铭只有两件：一件是《也松格碑》，另一件是《云南王藏经碑》。《释迦院碑记》是汉蒙两种文字合刻一石，以汉文铭文为主，蒙古文铭文比较简略。其余几件都是汉蒙对照的，铭文先用汉文拟就，然后译成蒙古文。这些汉蒙对照碑铭大都属于元代晚期。现存写本中属于元代的有伊儿汗国诸王致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外交信件，分别存于梵蒂冈档案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

　　从吐鲁番出土的《亚历山大传奇》蒙古文抄本残卷也属于元代。属于明代的写本有景泰年间朱祁钰颁发的敕谕、万历年间蒙古俺答汗呈朱翊钧的贡马表以及四夷馆抄录的《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和《高昌馆课》中的一些敕谕和奏章。元定宗贵由汗的御玺已失传，但其印文保存在梵蒂冈档案馆收藏的一封外文信件上。印文为回鹘式蒙古文、双钩体、笔势古拙遒劲。在俄国第聂伯河畔出土的银质长牌，镌有窝阔台系王子俺都剌的令旨，是一件回鹘式蒙古文符牌。

　　现存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们为研究蒙古语言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用这种拼音文字写成的文献在语言上相当接近于当时的口语。特别是由于这种文字规范程度不高，重文别体较多，更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是研究元明时期蒙古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基本依据之一。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翻译作品较多，如汉蒙合壁《孝经》、各种汉蒙对照碑铭、《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高昌馆课》中的蒙古文敕谕和奏章等都是从汉文译为蒙古文的。这些文献对研究翻译史很有价值。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蒙合壁《孝经》，这部作品表现了高度的翻译技巧，译文既忠实地表达了原作精神，读起来又朗朗上口，译笔堪称上乘。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作为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纪录了蒙古族同兄弟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的研究，国外学术界着手早些。从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学者就开始研究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在法国，阿贝尔-雷米札于1824年首次刊布蒙古伊儿汗阿鲁浑、完者都分别致法兰西国王菲力普四世的两封外交信件。当年，俄国科学院院士施密特据此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对阿贝尔-雷米札刊布的法兰西国家档案馆所藏波斯国王阿鲁浑和完者都的两封蒙古文信件原文的语文学译注》。1833年，施密特又对《也松格碑》进行了初步考释。在早期的蒙古学家中，布里亚特人道尔吉·班札罗夫对回鹘式蒙古文的考释颇有创获。到了20世纪初，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错夫、克留金、波兰学者科特维奇、列维茨基，法国学者伯希和都对回鹘式蒙古文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1950年以后，美国学者柯立福在《哈佛亚洲学报》(HJAS)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的重要论文。他还同旅美比利时学者田清波合作发表了几种研究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的论著。现在留居美国的蒙古语言学家波普对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的考释有独到之处。匈牙利科学院李盖提著有《13、14世纪前古典蒙古语文献》。其门生卡拉·乔治撰有《云南王阿鲁蒙古文碑铭(1340年）》，考释功力很深。西德蒙古学家海浬什于1954年刊布《人菩提行论疏》残卷，1959年在《蒙古学·柏林吐鲁番资料汇编》中又刊布了一批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其中包括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亚历山大传奇》蒙古文译本残卷。20世纪50年代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语文学家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老一辈学者博*仁钦曾系统地阐述过有关回鹘式蒙古文的知识；策·达木丁苏伦在所著《蒙古文学史》中介绍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纳木南道尔吉、罗布桑巴尔丹、普日莱等人分别对回鹘式蒙古文文献进行过专题研究；纳德米德于1967年出版了《蒙古语及其文字的历史发展简述》。这部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作了详尽的介绍。

　　从20世纪50年代起，内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开始蒐集、研究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单位也陆续投入力量进行研究。1975年那森柏就《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回鹘式蒙古文部分进行考释，成果发表在与钟民岩、金启孮合写的《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一文中。亦邻真于1976-1978年间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题为《畏吾体蒙古文和蒙古语语音》的长篇论文。包祥于1980年发表了《筇竹寺蒙文碑的再释读》。1983年道布编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问世。同年，包祥编的《蒙古文字学》和包力高编的《蒙古文字简史》出版，在这两部书中都用了很多篇幅论述回鹘式蒙古文并且有重点地介绍了一些文献。

《入菩提行疏论》

编辑：王韵茹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