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字是由蒙古皇帝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官方文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初名“蒙古新字”，不久改名“蒙古字”，又称“国字”、“国书”。近代学术界通称为“八思巴蒙古字”或“八思巴字”，也叫“方体字”。

　　八思巴字根据蒙古统治者的需要而创制，首先用于拼写蒙古语，成为蒙古族的一种民族文字。为了适应元朝大一统的需要，又被规定用以“译写一切文字”——即拼写境内各民族的语言。从现有文献来看，八思巴字除拼写蒙古语外，还拼写汉语和维吾尔语，按书面语转写藏语和梵语。

　　蒙古族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1206年被奉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从此建立了大蒙古国。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遵用汉法，改革旧制，深感“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见《元史·释老传·八思巴》）

　　八思巴是藏族著名学者、喇嘛教萨迦派第五祖罗追坚赞(1235 —1280)的尊号，“圣者”。“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

　　八思巴字是三种拼音文字，绝大多数字母仿照藏文体式而呈方形，少数字母采自梵文“天成书”，还有个别新造字母。字母表最初由41个字母组成，后来用于译写各种语言，陆续有所增益，按现存资料统计，一共增加了16个，字母总数达到57个。此外，还有两个书写符号：字头符“—”，用于字首元音字母之上；连接符“|”，用以连接同一书写单位的诸要素。书写以音节为单位，由上而下直行，转行自左至右。书体分为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等三种。正体最常用；篆体一般用于官印和碑额，具有对称、均匀、饱满、整齐等书法特点；双钩体极少用，只是偶尔见于碑刻的边框左右两侧。

　　八思巴字字母分辅音字母和元音（含半元音）字母两类。每一个字母原则上代表一个音素。

　　八思巴字颁行以后，元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推行，如颁布关于文字使用的诏令、法令，设置蒙古翰林院、蒙古字学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字主要在官方范围内应用，未能得到普遍的推广。随着元朝的覆灭，它逐渐被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

　　八思巴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译写过多种语言，行用110多年。存留下来的有这种文字的文物和文献资料，诸如碑刻、官印、符牌、钱钞和图书等，成为研究元朝历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古代蒙古语、汉语音韵史的珍贵材料。

　　八思巴字碑刻近60种，其中拼写蒙古语的近30种，半数已经公布于世，包括近年新发现的元仁宗普颜笃颁发给南华寺、圆觉寺的两道圣旨（原件），四川涪陵“石鱼”八思巴字题记（原文amidu-dur，aldar“人生——名誉”）等。拼写汉语的30种左右，多数已经公布于世，包括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的八思巴字碑额。

　　此外，还有一些用八思巴字拼写的元朝皇帝的宣敕是保存在文献里的资料。

　　八思巴字印章包括皇帝玺、帝师、国师、藩王印，元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及其主管官之印，现存100余方。八思巴字官印几乎全用篆书，拼写汉语（少数民族语言专名除外）。一般印面为八思巴字，印背接近印柄之处大多镌刻与印面文字相应的汉文及造发此印的年月日。这类官印，国内续有出土，国外也偶有发现。如在日本国长崎鹰岛附近发现一颗八思巴字“管军总把印”。除官印外，还有一些八思巴字的私人花押。

　　符牌俗称“牌子”。多呈圆形，铜质或铁质，或镀以金、银，颁发给各级军官及使者作为出入关哨、禁地的通行凭证。现存10余种，牌面文字有拼写蒙古语的，也有拼写汉语的，文字短简。

　　元朝通行宝钞，钞面汉文，面值两旁各有八思巴字一行，皆拼写汉语。例如“至元通行宝钞”，左行为“至元宝钞”，右行为“诸路通行”。钱币有“大元通宝”、“至元通宝”等，皆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

　　八思巴字图书现已发现的有四种：

　　一、《萨迦格言》蒙古语译本残叶，本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共4叶，现1叶藏于芬兰，3叶藏于德国。

　　二、《百家姓蒙古文》，俗称八思巴字《百家姓》。见于元人增修重版的宋人陈元靓编《事林广记》。此书有4种常见的不同版本。1、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刊本；2、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刊本；3、日本壳禄十三年(1699年）刊本；4、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阳翠岩精舍刊本。

　　三、《蒙古字韵》为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范本，依韵书的体裁编纂而成，元刻本一直流传到清代，今仅存一个旧抄本，系元至大戊申（1308年）朱宗文修订本，现藏大英博物馆，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曾刊行过影印本。

　　四、《译语》是汇编元时各种译语材料而成，书中有一编《八思巴字字汇》，是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19世纪30年代起，八思巴字文物和文献资料陆续被发现，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八思巴字的研究多属资料的搜集、整理，或对文字的转写、解读和考释。自1930年龙果夫发表《八思巴字和古官话》，1941年波普发表《方体字》以后，八思巴字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从1938年开始从事八思巴字研究，后又与蔡美彪合作，编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已故著名学者韩儒林、罗福颐也发表过八思巴字研究方面的成果。中国现在已有一批人研究八思巴字及与其有关的资料，其中有蔡美彪、亦邻真、包祥、郑再发、照那斯图、杨耐思等。在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八思巴字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有波普、龙果夫、伯希和、包泽聂叶夫、兰司铁、海涅升、寺本婉雅、鸳渊一、列维茨基、李盖提、服部四郎、阿尔托、仁钦、霍普、邓临尔、蒲立本、尾崎雄二郎、桥本万太郎、中野美代子、西田龙雄、小泽重男、花登正宏、佐佐木猛、包松等。

八思巴字版《萨迦格言》

参考资料：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