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道格拉斯生于意大利，英国象征主义人类学家，在牛津毕业以后，到英国殖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对人类学感兴趣。又返回牛津大学，师从埃文思-普理查德，曾到扎伊尔进行田野。后移居美国，成为继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之后又一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洁净与危险：亵渎和禁忌概念的分析》《危险与文化》《文化偏见》《自然象征：宇宙论的探讨》《开赛河流域的莱勒人》、《商品世界：消费人类学导论》等。

　　她的洁净与危险的研究基于亵渎规定和食物禁忌现象。开始她采用了与利奇相似的结构主义分析法，指出属于那些禁忌范围的物体都带有两义性。她认为，动物的洁净与肮脏与否，不在于它本身是洁还是脏，而在它是否符合人类的分类系统。在两义性等于禁忌的基础上，她进一步考察人类分类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在她眼里，防止脏的玷污起到了类似原始文化中仪式的禁忌的某种作用，她认为，脏是事物分类系统的产物，脏是相对的，是其位置导致被认为是脏的。干净与肮脏取决于分类系统以及食物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我们对于这个宇宙有一个系统的看法，都希望将世界上的万千事物归纳得井然有序，条理分明。不符合有序系统的东西，则会引起我们反感。“肮脏意味着两个条件：有序关系的集合和对这种秩序的违反。”

　　在道格拉斯看来，日常生活的许多具体和平凡的活动都带有类似于原始人仪式活动的特点，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她还认为，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将人类行为的若干领域加以区别，甚至要创造一些认知领域，并且要模式化。道德秩序紧密融入我们对实在的构建之中，因此诸如分类、整理、清扫以及一切使食物物归其所的活动不仅加强了社会实在的结构，而且也加强了道德情感的结构。当事物脱离原位时，社会就迫使我们重新安排食物的秩序，从而加强社会和道德秩序的结构。

　　玛丽·道格拉斯的群体与格栅研究认为，社会如分为群体和格栅两个维度去观察，将有助于其与仪式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这里的“群体”指有明显界限的社会群体，而“格栅”则指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准则，包括角色、类别、范畴等。她认为人类学家一贯较注重“群体”的探讨，而较忽视对规定个人在社会网络中与他人交往互动的准则的考察，甚至有些人误认为这二者是一回事。其实，群体界限的严紧或宽松与人际交往准则的约束或松弛并无必然的联系。她根据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建构起四个群体社会结构，即强群体强格栅社会、强群体弱格栅社会、弱群体弱格栅社会、弱群体强格栅社会。

　　资料来源：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资料：

　　[1]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04．

　　[2]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