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克腾格里，为新疆巴音布鲁克蒙古族信仰与文化象征的最高体现，意为：青天。

　　只有巴音布鲁克，才能用“风绞雪”这样一个纯本地概念，来描述风暴驱动雪尘弥漫天地的情景。相隔十数年，再赴巴音布鲁克，出乎意料的让我一下难以适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风绞雪”：雪暴的面积很大，原本可以透视的旷野被雪尘密集填塞，成为无边无际的由两座相抵的庞大山体展开在一片辽阔原野来容纳的一种物态悬置在天地间。只有在边缘，才能看到滚动的雪尘如水漫流，几米外的树、电杆和远处的山都被遮蔽了……

　　据说，此种境遇常有不测。每遇“风绞雪”，巴音布鲁克人马都不会贸然上路。在巴音布鲁克蒙古人看来，一切自然现象——尤其类似于“风绞雪”，无不为天启。因为人的眼睛、耳朵和心灵，现在已丧失了原本与天地隐秘本质沟通、对应的能力。

　　很多年前，由伊犁河谷经天山中道，我曾站在巴音布鲁克的西部边缘长久瞭望。那时候，巴音布鲁克的草深没膝，有风吹过，会看到草浪依风低伏，一直荡去天边。从巩乃斯林地以下，东抵巴伦台山谷，大约200多公里；南北贯穿的独（山子）—库（车）公路超过500公里，这样一片阔地，夏季都被绿草覆盖。作为新疆最大的草原绿地，巴音布鲁克宛如一块碧绿的翠玉，嵌在大片粗砺与怆凉之间，让人不禁匪夷所思：

　　面貌一致的草原，一色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子孙，地理与人文高度统一。

　　其实，还有另一种更为辽阔的背景呼应：

　　塔里木盆地是古往今来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有人将其更详尽地描述为集探险、朝圣和商贸诸功能为一体的大通道，通道连接的是数千年繁纭复杂的文明交汇；

　　准格尔盆地由丝绸之路的天山北道与欧亚草原的东方大通道绕盆地南北边缘缓缓划过，阿勒泰的黄金最远曾抵达两河流域和阿拉伯湾；

　　夹在上述两大通道网束中间的，是穿过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山中道。两千年的“天马之路”和由久远延续至今的游牧大通道，由西向东绵延近1500公里，其间被发现的多处岩画，无一不在表达远古人类对自然的礼赞与膜拜。

　　在上述这样一个广阔而内涵驳杂的文明拼图中，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她完整的大片绿色，成为这张文明网中的一个衔接点。

　　遥想当年，蒙古铁蹄踏过，最终建立横跨欧亚的帝国版图达3300万平方公里（另一说4400万平方公里），古今中外，无可比拟。与遥远的先祖相比，今天的蒙古族子孙，还有哪些相似或不似之处呢？

　　我首先到访的是达楞达坂一带。接待我的主人卡玛仪表堂堂，60多岁还在照料自家的畜群。老人没有兴趣放羊，每天吆着100多匹马和300头牦牛在日月间往复。一望无际的雪原，把暴烈的马群和野性难驯的牦牛吆往一个地方或再吆回去，骑马的强度与奔跑的频率远不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所能驾驭的了。但老人不这么想，他不愿意在和静县城的暖气房子里喝茶陪孙子们，而更愿意在他的马背上，每天奔波在雪原上。

　　最初，我就是在卡玛老人马鞍的一侧看到了吊挂的几圈绳索。当时，我不知道那就是巴音布鲁克著名的套马索，不知道在世界上如今蒙古人所在的地方只有巴音布鲁克还在用套马索，也不知道套马索之于巴音布鲁克蒙古人具有的种种象征性意义。

　　不过，我最终还是离开了达楞达坂，离开了卡玛老人——至今，仍觉得欠老人一个说明。

　　达楞达坂一带，现在已很难见到蒙古包了。牧民住的房子有土坯房、石头房、砖混房，最夸张的是彩钢房和一次性浇筑成型的水泥抗震房，看不出与草原的任何内在联系。另一个原因，达楞达坂一带的牧民牛羊多，卡玛老人那样拥有大畜群的不在少数，他们多已迁居县城，各家也都雇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原本务农的维吾尔族代牧，已没有多少人还愿意每天在草原上喝奶茶。蒙古族原有的家居概念和社区不复存在，找个酒友或参加草原一年一度的祭敖包，已属奢侈。

　　经两位好友介绍，我来到了巴音布鲁克传统说法的“二乡”——巴音郭楞乡，最终选择了奎克乌苏村。我所在人家的男主人公叫彭才，3个儿子都在家随父亲放牧，是个比较传统的蒙古族大家庭。刚到彭才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住在春牧场，除不大的挤了三张床的一间土坯房，相距二三十步外就是一架毡包。显然毡包有些年景了，拼接起来的纯毛毡片尽是被雨雪多年浸湿流淌的水纹，与如今“世界自然遗产——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夏季遍野的化纤布的旅游毡包不是一回事。

　　搬进城里之后，蒙古人多种择业的可能和他们远离草原以后的种种行为，很难与数千年蒙古人的历史形象与定位相符。彭才一家的状态与所用的毡包，让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毡包和类似于毡包的种种信息，都在给你描述一种安适、踏实、畜粪烟火缭绕的氛围。

　　彭才和他的儿子们，每天早晨都会把数十匹马从草场吆进马棚或羊圈，抓好马备鞍，然后骑上马再去吆牛吆羊群。这时候，离不开的就是套马索。彭才和3个儿子都是高手，把马群吆起来，挥动套马索，跑动中追着马群把套马索抛出去，奔跑中的马就会被猛然勒住，很难挣脱。我发现套马索的使用很普遍，套牦牛、黄牛，最夸张的就是他们抓一只羊，也会拎着套马索甩出去。

　　我看了看彭才家的套马索，大拇指粗，有高山专业登山索的硬度和韧性。真正的牧人，随手攥根牦牛毛绳、麻绳或哪怕一条军用背包带，也能得心应手。带着套马索，说明在巴音布鲁克出入的环境离不开畜群。同时，也是一个牧人一身本事的证明。可以说，套马索已是巴音布鲁克男人们的另一个身份证。

　　不过，初入彭才家，尚有不少事让人费解。

　　每日两餐或三餐，或者随意几片包尔茨克（用双面铁锅烤制的大饼）喝茶，无论来客长幼或身份，第一碗茶或第一碗饭一定不是给客人的，而是给主人的，这与我通常熟悉的新疆其他草原民族不一样。我几次看了彭才一家的表情，没有谁不舒服，唯有我一下子不适应。实际上，经过漫长的战争年代，喝茶喝酒，蒙古人都在用这种方式表示对客人最大的敬意与诚意。自家尝试之后再奉献客人，即使有意外，客人也可无忧，由此形成传统。

　　再后来，我发现第一碗茶饭的寓意更为复杂。极突出的一点，是第一碗茶或饭在家庭等级秩序的建立与认可中所暗示的丰富含义。

　　一般而言，家里每天、每餐的第一碗茶或饭，一定是给男主人彭才的，这是他家未置可否的本源与出发点。但后来，我又发现女主人才才每次茶饭的第一个对象不是彭才，而是二儿子才热。

　　在彭才家的4个孩子中，为了哥哥、弟妹能够顺利上学，才热自小随父亲放羊，连进城看一眼的机会都不多。每年牧场数季，转场或守着羊群风雪无阻，别人能离开，唯才热离不开半步。据说，在草原上，每一家差不多都会有才热这样一个孩子，为全家作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牺牲。

　　如果长子达米仁加甫在场，情况就有些复杂。女主人会把第一碗茶或饭给彭才，后来更多地再给长子。这个过程悄然发生，只是后来变得更明确、更肯定。

　　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彭才和他老婆应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对夫妇，妻子才才身高不足一点五米，佝偻的腰背会使她的实际身高更低，但4个孩子个个出众。

　　与蒙古族小伙子通常的圆扁脸不同，长子达米仁加甫秀气得堪称英俊。高中毕业前后，他离家外出随车跑运输，给人盖房子当小工，在酒店当行李员，去啤酒厂做包装工……有着同龄孩子少有的阅历。家里挖井、牲畜转场及每年的牲畜买卖，这些大事已开始由达米仁加甫决定。自此，更多草原本色的父亲渐已走向年迈，长子开始在各个方面顶替家庭主人的角色——从一年米面油的购进、添置其它必需品，到谁买什么衣服。

　　草原年复一年，儿子最终会在方方面面全面取代父亲。而在彭才家，这个戏码从开始经过高潮长达数年，到我在场的时候已近尾声，双方只是一下不适应。至此，只要长子达米仁加甫在场，妈妈的第一碗茶或第一碗饭，一定是递给他的。或早或晚喝茶、吃饭，彭才已在慢慢适应。这是蒙古族久远之前延续至今的草原法则，总在以最大、最强的优势组合保证最合理、最有利的选择与方式，与新疆其他草原民族的长老体系和以长老为核心建立的家族等级秩序极为不同。

　　巴音布鲁克蒙古族牧民的宗教概念，亦如他们所在的草原一样广大无边，充满模糊与不确定，让人一下难触边际。

　　彭才家每次转场搬迁，都会小心放好红色合成革皮的一个小箱子。毡包架起来，最紧要的就是打开箱子取出一面镜框摆放在毡房正中，镜框之上会搭一条黄色哈达，镜前摆放一只铜制酥油盅。镜中并嵌两幅画像，左为佛祖释迦摩尼，右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我注意到，画像所摆方向极不确定。没有哪个方向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一般架毡包会依据地势之便而定。

　　每天早晨起来，女主人才才的第一舀水、第一碗茶或饭，盛宴的第一块肉，一般都会摆放在镜框之前。随后，她会出门把水或茶泼向天地各一半。不过，这些每天的例行仪式不是很严格，因为忙或其他什么状况完全会不做，亦如镜框前的酥油灯时亮时不亮。再就是前后的次序，敬天地与敬佛祖，非常不确定哪个在前或在后。

　　在新疆，诸如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或巴音布鲁克，极度严苛的生存环境常会使宗教信条的尺度适度放松。或者，选择相对宽松的戒律以适应环境。更深层的原因，适宜一种环境或传统超过千年以上的民族，基于原有基础形成的认识并不会随着变迁而消失，对新介入的文化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与参照，巨大的牵引力常会使新介入的文化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甚至完全变形。

　　蒙古族逐水草生息的游牧历史，决定了他们对自然始终保持着最敏感的心灵感应。对以“腾格里”或“奎克腾格里”为代表的诸多自然神的崇拜，成为他们信仰的底色。最关键的还有，蒙古族天似穹庐、风吹草低的环境与游牧方式从未改变。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格鲁派的天地观念及达观的处世态度被普遍接受，融为一体。所以，巴音布鲁克蒙古族的宗教构成不能视作“二元构成”，而是原有自然崇拜（包括后来的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衔接融合。在蒙古族的生活中，最明显的是寺庙的出现和喇嘛的无处不在。婚丧大事及年节庆典，喇嘛的诵经声和喇嘛行为贯穿的环节必不可少。巴音布鲁克信众礼佛拜寺已是传统，大寿或发大财的还愿会点亮一千盏酥油灯，诵经达一日或三日。

　　夏季之后，在转往冬前牧场之前，长子达米仁加甫卖了200只当年的羊羔，而后请了他的一位发小喇嘛来家里诵经还愿。整个过程完全是佛事程序，表达的动机有牧收的报偿，有被眷顾的感恩，有为一家人的祈福，有为来年的祈愿……这个中间，你很难区分哪一部分是纯宗教的表达，哪一部分是天愿与人意感应，哪一部分受惠于蒙古族数千年甚至更久的天地神灵，哪一部分为佛光普照……一切都在、都是，又无法确指或截然分割。

　　通过整个仪式，毡房内的一切物品都被加持。伴随着喇嘛的诵经，家里挑出来的一匹马、一头牦牛和一只羊同被祈福。三头牲畜都被淋洒了酥油，头上绑了红色、黄色或绿色的布条，成为放生牲畜。这个环节，无疑强化了巴音布鲁克蒙古族所在的游牧环境。牛马丰盛的动机是蒙古族由来已久、最为古老的认知基础，只是用了喇嘛教的方式来表达。

　　与蒙古族所在的区域相同，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让饮者和旁观的人都极为混乱的就是酒。酒，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贵客上门，每有大事或大典，酒不能缺。主人向客人敬酒，一般先后两杯。接酒的人颂咏赞词，敬天敬地敬主人，酒成为表达极致的最高形式。或者说，是实现终极表达的最高形式。如此，所有的祭典与仪式，酒都被广泛使用。

　　在久远的草原游牧年代，酒的神圣性源自祭天的需要。那时候，酒是经过复杂蒸馏过程的奶酒，珍贵且数量极为有限，以此表达对上天主宰“腾格里”的崇高敬意——这是草原游牧生活所可能有的最极致的表达形式。此种语境之中，酒的分享意味着被加持、被祝福和崇高的荣耀，后来工业化生产的烈酒随处可售，多少已使这种古老的动机渐被改变。

　　问题是，酒的致幻作用或通过酒所完成的巨大释放，包不包括在酒的“神圣性”之中呢？

　　春季的草场，草色和人相互间的往来相对荒凉。彭才4兄弟中的小弟卡迈和媳妇梦根才斯尔的儿子图梦巴依尔刚满3岁，迎来剪发礼。我随彭才夫妇及长子达米仁加甫一家前往，见识了蒙古人之于烈酒的渊源与劫数。在类似的活动与场景中，达米仁加甫已然是彭才家族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蒙古族中，孩子满月或周岁，多是受外来影响才逐渐被重视。实际上，在蒙古族文化中，人生的第一大礼仪是剪发礼。在此之前，男孩儿、女孩儿的毛发自胎生不变。所以，在外貌上，草原所有3岁以前的孩子看不出性别。剪发之后，女孩儿梳辫，男孩儿剃头，两性角色由此被区分被确定。孩子的外公送了一匹马作为贺礼，其他人送什么的都有，活羊、玩具、衣服、食品……

　　主人家自备和客人们送的最多的是酒。显然，不是给孩子的，而是给所有参加剪发礼客人的。在所有蒙古族的仪式中，所有的环节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差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酒的不可或缺，以致所有的仪式都成了理由，而酒则成了目的。

　　草原的盛会，仪式的逐一推进相对粗糙，只有剪发环节稍有间隙，每人奉送几十、数百元的礼金，然后揪住孩子的一撮头发剪掉。头发自出生第一次被剪掉，孩子的哭声近于毫无节制的嚎叫。在此前后，持续不断的就是敬酒或回敬，这一幕反复上演会持续一整天，甚至更久。

　　酒之前，与酒之后，蒙古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所有的豪情尽释，所有内心的隐秘被敞开，完全依着酒精烈度随性而为。或者，酒兴酣达之后，不受常规束缚的性情释放，心地的完全裸露正暗合某种玄机，成为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参照与校正，让蒙古人始终保持着与天地对应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