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徽与上刀山的刀架。

弩弓族徽与木制巨弩。

参加缅甸傈僳族阔时节的泰国傈僳族人。

一场盛大的傈僳族节日聚会，背后的弩弓形象显而易见。

　　在游猎经济时代，一把“劲弩”就是傈僳族一家人的生计所系。傈僳族长期过着游猎生活，四处迁徙，弩弓不仅是傈僳族男子随身所携的工具，还是男子汉的配饰和身份标识。

　　按照傈僳族的传统，男孩子要接受弩箭技艺教育，学习制作弩弓便是其生产教育的第一课。弩弓伴随傈僳族男子的一生，生前，白日佩带于身，夜晚高悬床头；死后，也要把生前所用弩弓挂于坟前。

　　人类学家在多点田野的调查中发现，弩弓在傈僳族的生产生活中一直对应其跨国迁徙的文化嬗变。

　　被神化的“弩弓”

　　在怒江流域及其以西的缅甸，以及泰国、印度与美国等国家的傈僳族中，长期流传着一个相同的历史记忆——有关“石月亮”作为族源地的传说。

　　在这个关于族群起源的传说中，住在怒江高黎贡山江边的傈僳人男性祖先启沙用天神赐予的“神弩”射出“神箭”，在山顶石壁上留下了一个酷似月亮的石孔。至今，高高耸立的“石月亮”已成为了由此西迁、南移的傈僳族回望故乡的地理和文化坐标，并泛化为中国西部傈僳与境外傈僳的寻祖之地。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传说透露了一个信息——传说中一把“神弩”阻止了作为异族强势文化象征的龙王毁灭人类的企图，而使同样是异文化象征的龙女与傈僳男性祖先得以结为夫妇，同时，也因为“神弩”穿石泄洪，使启沙和妹妹幸存下来，亦结为夫妇，繁衍后代。可见，就是这把弩弓，成就了历史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言“陌生人王”理论的傈僳族版本。更有意思的是，在“石月亮”传说中，有两种外界力量作用于傈僳族，即试图阻挠启沙跟龙女相爱的龙王，与赐予启沙“神弩”“神箭”的天神。再联系傈僳族历史上在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区域复杂的民族关系，传说中的两种外界力量也不过是傈僳族复杂族际关系的折射。这在川滇藏交界地的民族互动史中并不少见。

　　“石月亮”族源地传说的另一个意义是，世代重温的传说中射穿石壁的弩弓，事实上已深深烙印在很多傈僳人的历史记忆里，它被称为“神弩”，被赋予了拯救民族于洪荒之灾的神圣意义。因此，傈僳族对于弩弓有诸多禁忌，如女人不能从男人的弩弓上方跨过，怀孕与月经期的女人不能触碰弩弓，等等。笔者认为，“石月亮”传说所呈现的，仍然是古代狩猎经济时代弩弓在傈僳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因其重要性，才被神圣化于族源和族源地的神话中。如此，弩弓、“石月亮”就与族源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中国西部与境外傈僳族族源地历史记忆的重要物化载体。

　　狩猎经济时代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弩弓

　　经历过的历史，总会在群体的记忆中留下或隐或显的痕迹。弩弓之所以在傈僳族的历史记忆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首先源于它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用途。

　　游猎经济时代，在傈僳族的生产活动中，一把“劲弩”就是全家生计所系。又因为长期过着游猎生活，傈僳族男子弩弓不离身， 猎野兽，射野禽，全家老小肉食多由此而来。弩弓就成为傈僳族男子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工具和随身所携的配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傈僳族地区实施禁猎政策而收缴弩弓为止。

　　在傈僳族的传统教育中，男孩子首先被教会的是制作弩箭的技艺，或言传，或身教，学习制作弩弓便是其生产教育的第一课。从少年时代学习制作小弓箭射杀鸟雀、麂、兔等小型禽兽，到稍长时学习制作强弩毒箭，射杀野牛、熊、豹等猛兽。弩弓伴随傈僳男子的一生，生前，白日佩带于身，夜晚高悬床头；直至去世、安葬，也要把其生前所用弩弓挂于坟前。还要由巫师射箭三支于送葬队伍进家相反的方向，以驱防恶鬼跟随到家。可以说，在傈僳族人看来，不会制作弩弓，就不是傈僳男人；不会使用弩弓，也不是傈僳男人。弩弓成为了傈僳男性的身份标识之一。

　　正是弩弓这个极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使傈僳族能够适应山地射猎生活。他们自由游弋于中国三江并流区域与缅甸恩梅开江、迈立开江的广阔地带，长期沿袭一种人类学家斯科特所言的“逃离的艺术”。因此，弩弓也是游猎经济与定居农业经济、“逃离”与“非逃离”族群的分界物。

　　“栗粟，有生、熟二种，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居无定所，食尽即迁。佩弩带刀，虽寝息不离……近惟居澜沧江边者，称为熟栗。”在这条文献记载中，仍然可以看出“佩弩带刀”是外界区分“生”、“熟”傈僳的一种物化标识。这是因为弩弓在其生产中的用途多寡，与其居处远近、受汉文化影响深浅，以及游猎经济所占成分多少有关。

　　天启《滇志·羁縻志·种人》也载：“力些（傈僳），……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前行，自后发弩，中其盾者而妇无伤，以此制服西番”。此处的“驽”是傈僳族与周围民族关系中的弩弓——一把弩弓就制服了以骁勇彪悍著称的“西番”，因此弩弓也是傈僳族的生命财产、家庭、民族安全所系。联系史实，在明嘉靖时期以来，在金沙江中上游地区木氏土司与吐蕃贵族的长期拉锯式战争中，如果不是傈僳族劲弩毒箭之强，傈僳族的地位与作用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此，今日傈僳族从金沙江到澜沧江、怒江，再到缅甸伊洛瓦底江的分布格局，也与其历史上在族际互动中的傈僳“弩手”身份及其战斗力有关。

　　清初以来，有傈僳族弩手受中央王朝命，守卫腾冲到盈江、龙陵边境36道（有说72道）关卡，按腾冲一带的民间说法，腾冲的麻氏、余氏等傈僳大姓的祖上就是由汉族地方官员从怒江请来守关的，他们近年编撰的家谱也是如此书写。清中后期，六库白族土司段浩“拓疆五百里”，将其势力范围拓展到今缅北茶山地，也是因为有其属下傈僳弩兵冲锋陷阵。清末，阿昌族土司左孝臣甘拜地抗英，以及之后六库段氏白族土司鲁掌、茶氏彝族土司片马抗英、抗日，皆有傈僳棕衣兵持弩守疆保家。在多雨多雾多藤蔓的中缅北部丛林里，有时候弩箭比火药枪弹更方便、实用。傈僳弩兵在其头领勒默夺扒的率领下机智打击携带火药枪的英军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可以说，如果没有“傈僳弩兵”，明清以来中缅边境的族际关系、民族分布格局或许是另一番景象了；在之后中缅两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也不可低估傈僳弩兵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把弩弓不但系着全家的衣食所需，也系着弩手的身家性命，还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时，就是这把弩弓，又使傈僳族在中缅边境地带实践着一种对国家政权“逃离”与“依附”兼备的“生存艺术”，即以其山地作战能力融入到所在国家或地方势力集团的框架里，获取国家子民的身份。于是，弩弓又成为傈僳族守边英雄的身份象征。所以长期以来，傈僳男人身不离弩，弩不离身，宛如合二为一了。

　　后游猎经济时代弩弓文化在中外傈僳族中的在地化嬗变

　　从上世纪60年代伊始，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缅两国傈僳族先后进入定居农业与兼行商品经济时代，似乎弩弓要远离傈僳族生产生活了。然而恰恰相反，它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以脱离了生产生活场景的民族象征符号作用于傈僳族。而且，各国各地傈僳族的弩弓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兼地方性特征。

　　民族精英推动下的中国傈僳族弩弓文化变迁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弩弓便是中国傈僳族重要的民族象征和文化符号，佩带弩弓的傈僳男性形象也就频频出现于各种书刊插图之中。

　　由傈僳族自己设计族徽，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云南傈僳族学会的一位精英设计了以太阳、月亮与弩弓图案组合的族徽，先在其所在的边境傈僳族聚居区使用，不久，就赠送给了缅甸傈僳学会。从此，傈僳族族徽就频频出现于中国各地傈僳族会议，以及傈僳族的服饰、雕塑中，成为傈僳族最为重要的民族文化标识。怒江、保山、德宏等地缝制傈僳衣帽的傈僳人，多数会将弩弓图案或刺绣，或与太阳、月亮组合，或与傈僳族传统乐器三弦、葫芦丝组合于男性的衣服前襟、后背、帽子垂片以及男女通用的傈僳包包上。于是，弩弓图案就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傈僳族之中。其中就包括受赠或购买傈僳服饰的境外傈僳族，弩弓图案便具有了激发世界各地傈僳认同感的功能。

　　此后又有傈僳族人成立的民族文化设计公司，将弩弓图案画于傈僳族人家的房墙上，也将巨型弩弓木雕或砖混塑像屹立为傈僳族村寨寨门。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县城门口，就树立着一个巨大的弩弓雕塑，昭示着维西县作为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的身份。傈僳弩弓就以这样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各地傈僳当中，成为其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不断强化着傈僳族的民族意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傈僳族聚居区的大型活动，如阔时节、文化研讨会等集会中，皆有一群身穿古代傈僳麻布衣服、脚穿麻线草鞋的傈僳族勇士肩扛巨型木雕弩弓，在浑厚的傈僳古歌“摆时”声中缓缓前行。又有中外傈僳学会的精英引领在前，其他各地参会傈僳民众则紧随弩弓之后。由此，弩弓不但突出了中国傈僳精英们引领族人“从月亮走向太阳”，从远古走向今天的意义，而且也将傈僳精英与民众连结起来，将傈僳的历史与当下连结起来。几年来，用于集会的木制弩弓越来越大，扛运弩弓游行的古装勇士越来越多，其后跟随的身穿各地傈僳服饰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在同样的歌声、整齐的步伐中缓缓前进，仿佛是一场傈僳族漫漫迁徙路的再现，其激发民族凝聚力的功能显而易见。而引领弩弓勇士的傈僳族精英，不但有中国的，也有从缅甸、泰国受邀而来的，说明中国傈僳族精英推动的弩弓文化，在现代背景下已将迁徙到缅甸、泰国的傈僳族容纳进来了。也可以说，由中国傈僳族精英推动的弩弓文化，已泛及缅甸、泰国傈僳族之中，以各种弩弓图案、雕塑等形式不断强化着傈僳族跨越区域、跨越国家边界的民族认同感。

　　民族精英呼应下的缅甸傈僳族弩弓文化

　　缅甸傈僳族在其境内的迁徙趋势是，逐渐从缅北中缅边境山区向坝区迁移，再向密支那城郊聚集，然后继续南下到抹谷、曼德勒、仰光等地。这也是缅甸傈僳族逐渐告别狩猎经济，并逐渐分化为亚热带经济作物与农业种植、宝石矿产资源开发与小商品经济等多种经营的一个过程，因而弩弓就逐渐丧失了在其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少数人——主要是中老年傈僳男性间或远足狩猎时也会将束之高阁的弩弓拿出来，但是对于大部分缅甸傈僳族而言，弩弓已经越来越远离他们的生活了。更多的是在类似“石月亮”之类的口述故事中，以曾经神化为“神弩”的身影出现。也有个别傈僳人家，因舍不得将弩弓扔掉，就作为装饰品挂于屋内墙上，也算是对其传统生产生活的一个物化记忆。

　　调查发现，伴随21世纪以来云南傈僳学会与缅甸傈僳学会之间的交往互动，弩弓形象又在缅甸傈僳族中鲜活起来。尤其是缅甸傈僳族在每周三、周六、周日的基督教礼拜时，必然穿戴来自中国傈僳同胞缝制的傈僳族衣帽。于是，其上的刺绣弩弓图案就频频出现于教堂聚会，以及基督教信仰下的婚丧嫁娶仪式与节日活动中。缅甸傈僳族绝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其傈僳文《圣经》与《赞美诗》必装在傈僳包包里，在家如此，进教堂如此，而傈僳包包上也少不了一个弩弓图案。近年来，缅甸傈僳族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不少家庭购买摩托车与汽车。其中，有不少车主把来自中国傈僳族地区的弩弓小饰品挂于车上。这样，弩弓挂件与衣帽、包包上的弩弓图案，就时时彰显着主人的傈僳族身份，并将民族意识内化于心。

　　特别是中缅两国傈僳族频频举办跨国会议或节日，参与的傈僳族人越来越多。只要参会，就必着傈僳族服饰。在男性傈僳的上衣与帽子上，就必有弩弓图案。这样，无论是人数有限的国际傈僳族文化研讨会，或是人山人海的国际傈僳族阔时节，弩弓图案的衣帽与包包云集，主人的民族身份亦昭然于此。

　　2011年，缅甸傈僳学会在密支那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傈僳阔时节，第一次将十几米高的弩弓木雕作为会徽。该木雕高高耸立于密支那郊区阔时节会场，还有印有傈僳族徽的红旗插满会场四周，高高飘扬，与巨型木雕相互辉映，构成了一个以弩弓木雕为核心，族徽红旗环绕的阔时节会场空间。其内其外，傈僳族空间与非傈僳族空间区隔明显。

　　适应性变迁中的美国傈僳族弩弓文化

　　在泰国，弩弓图案仍然存在于傈僳族的世俗与神圣的两个空间中。前者，主要在傈僳族节日或婚嫁聚会中；后者在傈僳族基督教徒每周三、六与周日礼拜，以及感恩节、复活节与圣诞节三大节日里。泰国傈僳族精英与缅甸、中国傈僳族交往频繁，多通过同胞间、基督教教友间赠送礼物的方式得到傈僳族服饰，同时也接受了缝绣在衣帽、包包上的弩弓。泰国傈僳族精英多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与美国傈僳族的交往也相对较多。因此，通过泰国傈僳族精英的流动，弩弓文化又传布到美国傈僳族中。

　　2017年7月，笔者到美国丹佛市，参与考察了美国傈僳学会第二届年会。在美500多傈僳族人从美国各州居住地赶来，有房的出房，有食的出食，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孩子们也都穿上傈僳族服装来凑人气。参会者中，除了美国傈僳族之外，还有来自泰国、缅甸与中国的傈僳族，而人人自费参会，无怨无悔，大家再次在异域空间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弩弓之下。这让笔者再次感受到了境外傈僳族的凝聚力与超越国界、区域的民族认同感之强烈。

　　美国傈僳族青年团契学习傈僳族历史文化被安排在主会场，有各地傈僳族长辈讲述傈僳族历史文化，鼓励年轻人奋发图强，使年轻人受到了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笔者也受邀做了关于傈僳族迁徙历史与文化变迁的讲座。在手拉手的游戏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傈僳族年青人男女手拉手于其会徽下，感觉很是意味深长——他们消除了陌生与隔阂，加强了感情与认同。

　　弩弓——傈僳族跨国迁徙、互动及文化调适的承载物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一方面是世界各地傈僳族生产生活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傈僳族从中国到缅甸，到泰国，再到美国的跨国流动，使弩弓的用途与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发生了从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家装饰品，直至族徽、会徽的变迁。但是惟一不变的是弩弓作为傈僳民族认同感的承载物，在蕴含着民族生存智慧的适应性变迁过程中，它的流动和展演始终富含区域认同与国家认同象征物的意义。

　　对应傈僳族因战争、区域族际关系紧张而长期迁徙的历史，处于所在国家的区位与主流政治、文化边缘的傈僳族，当今所突出的弩弓文化，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皆有其民族身份表达、政治诉求的内涵，并弥漫于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的两个空间。换言之，是历史与现实中，傈僳族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孕育了其弩弓文化，并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意义附着于其上。

　　因此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频繁跨境流动与互动及其生存需要，重构了跨境民族颇有民族与区域双重特征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

　　（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田野手记］

　　问题缘起——在异国他乡发现中国傈僳族的“弩弓”族徽

　　□ 高志英

　　2010年，笔者首次赴缅甸密支那调查傈僳族文化。在缅甸傈僳学会办公室，学会领导赠送笔者一枚傈僳族族徽——由太阳、月亮与弩弓图案组合的圆形金属胸针。并说这是由云南傈僳族学会的领导设计，并亲自到缅赠送的。因一次性赠送了五百枚，所以缅甸全国各地傈僳学会的精英们几乎每人有一枚。之后发现，在缅甸傈僳学会赠送笔者的傈僳族文字挂历中，每一页挂历上皆印有各地傈僳族学会领导图片，他们每个人都穿戴傈僳族服饰，而且无一例外在胸前别有这枚弩弓图案极为突出的胸针。一枚小小的胸针，就将傈僳族的历史与当下，中国傈僳族与缅甸傈僳族连接起来了。于是，笔者在此发现“弩弓”，也跟随着“弩弓”走进了傈僳族跨境流动及其历史文化变迁的绚丽画卷里。

　　之后几次在缅甸的调查，以及在密支那与缅甸傈僳学会领导的接触中，发现他们都将此族徽作为傈僳族身份象征物，甚至在炎热的密支那，穿了轻薄透气的缅装来与笔者见面，也要别上这枚弩弓胸针——弩弓一目了然，而太阳与月亮图案也有其意义——傈僳族自认为是“从月亮走向太阳”的民族。又因笔者从缅甸傈僳族祖居地来，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相同的童年记忆，讲一样的傈僳语，并且由云南傈僳族学会推荐、联络前往缅甸调查，缅甸傈僳族就将笔者也当作云南傈僳族学会之人，并以这枚小小的族徽作为礼物回赠给笔者。

　　在“异国他乡”的缅甸，看到了在生长故地傈僳族中极为普遍而熟视无睹的弩弓图案，笔者顿感亲切，也激起不小的震撼。于是，以往在傈僳族人的衣着、家房，以及书本、电影、电视中随处可见的傈僳族弩弓便在脑海里不时呈现，久久挥之不去。

　　之后对中国、缅甸、泰国与美国傈僳族的跟踪调查也发现，一枚由云南傈僳族学会制作的傈僳族族徽衍生的弩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无声地跨越区域、国界流动，或胸针，或雕塑，或会标，或衣帽装饰……每当世界各国傈僳族聚会之时，更是一个“弩弓”的海洋——弩弓已然成为傈僳族最为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

　　在有傈僳族分布的各国、各地的傈僳族学会会徽中，除了以弩弓作为族群主要身份标识外，又附着上了国家、区域的文化元素，使傈僳族的弩弓文化呈现出一种区域性差异特征。可见，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21世纪以来衍生的弩弓文化，无疑是打开傈僳族历史文化之门的一把钥匙，也是揭开当下傈僳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关键符号。因此，有必要对从生产工具、武器的角色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民族象征符号的傈僳族弩弓及其多重功能进行专题研究，以揭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变迁中所蕴含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