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物学又可分为民族动物学和民族植物学，探讨各民族对动物和植物的不同利用方式和认识，是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视角。

　　民族植物学研究表明东亚农业奠基植物是由不同地域的先民驯化的：南方有嘉木，东北出人参，桑、茶、橘、水稻、苎麻和人参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植物。百越民族最早种植水稻、茶、橘和利用漆树、桐树等照叶树林文化带标志性植物。史前多年生野生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最早的稻谷见于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年代均超过一万年。贾湖-河姆渡-良渚时期稻作己初具规模，奠定了水田稻作的基本模式，龙山时期传播到了黄河流域。水稻可分为粳稻和籼稻：粳稻向东北传播到了中国东北、韩半岛和日本列岛；籼稻向西南传播到了东南亚、南亚和西亚。

高丽人参

　　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俗称小米，也是是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谷类作物。中国被公认为粟、黍起源中心。中国北方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不断有粟、黍出土，河北磁山文化、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粟作遗存尤为重要，是东夷或东北夷最早驯化了粟和黍。兴隆沟遗址出土粟粒和黍粒表明八千前已开始了旱作农业，磁山遗址上万斤炭化小米表明七千多年前粟黍种植已具规模。植物考古学研究表明粟是北方新石器时代主要作物，其次是黍。粟作为东亚本土驯化的作物不仅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崇高的精神意义。粟又称稷，社稷是国家的象征。祭祀社稷是东方礼乐文明的特色之一。

　　菽或大豆是五谷之一。大豆又称黄豆，栽培始于东北地区。《逸周书》提到周灭商后山戎向周天子交纳“戎菽”为贡品。《管子·戎篇》：“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小麦、大麦、蚕豆来自西亚，众多西域民族的祖先做出了贡献。

　　民族动物学研究表明猪、狗、鸡源于夷蛮，马、牛、羊来自戎狄。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的传统，无“豕”不成“家”。在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猪骨和玉器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中国家猪源于东亚野猪，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玉猪龙可以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象征。

红山文化玉猪龙集锦 庞雷摄

　　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源于野狼已得到公认。狗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广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或狗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常有鸡骨或陶鸡出土，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家鸡（Gallus 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 gullus）。

　　鸡、狗、猪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孟子的治国方略是“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鸡豚狗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夷或东夷早在四千年前就驯化了猪、狗、鸡，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中国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国是马的“葬身之地”；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才是马的天堂。汉武帝时代的汗血宝马、天马、西极马均来自西域，唐太宗“昭陵六骏”亦来自突厥或塞外。西北出土的青铜奔马可以作为中国马文化的标志。

马踏飞燕 甘肃博物馆藏 易华摄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新疆、西藏、青海、蒙古众多民族仍以养羊著称。

　　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可以忽略不计。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羌人以养羊著名，亦养牛。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谢拉特提出的“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ion Revolution）的重要内容，亦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乳糖酶的有无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牛、马、羊不仅是戎狄等游牧民族的衣食之源，而且被引进了中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组成和结构。黄牛引进后牛耕才可能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丰富了中华文化。羌族、蒙古族等畜牧或游牧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少数民族如鄂温克特有的驯鹿、藏族牦牛、哈萨克猎鹰、满族金雕等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

　　1.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3期。

　　2.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