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单位：甘肃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阿娜的憨敦敦》作为一部纵跨“文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40多年时代风云和动荡历史，深刻反映东乡族两代人艰辛又宽广的生活命运的长篇小说，以其时间的延伸性、生活的多面性、浓厚的民族生活史色彩，呈现出鲜明的民族自我意识，也反映了作者为民族发声的文化自觉性。

　　浓郁的民俗信仰色彩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小说中，民俗信仰以一种隐性的力量，制约着东乡族民众的社会伦理观、道德价值观和群众的心理走向，并在人心危困之际产生庇护心灵、让人心皈依的作用。细拉二队私下搞“包产到户”时，东乡族民众按照古老的习俗，怀抱《古兰经》发誓达成契约。这一大胆的行为，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无疑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民众以《古兰经》为誓，隐现着宗教力量对人心灵的巨大约束。

　　珠玛姐作为小说着力刻画的形象，是一个集女性、母性、神性于一体的人物。她的人性光辉，既是“阿娜（母亲）”这一浸染着母亲、故土等文化意象的最佳表现，也集中展现了东乡族所遵循的民俗信仰的文化精神。无论在压抑的“文革”时代，还是在欲望横流的现代社会，珠玛姐始终拥有着坚忍、宽容、克己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表达了作者对于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人性构筑。

　　与珠玛姐相比，小说中的“革委会”副主任卡拉无疑呈现了人性中狡诈和复杂的一面。他的一系列行为混合了特殊时期的时代之丑和恣意妄为的人性之恶。而众人在他弥留之际，最终给予了口唤，显示了宗教文化对于普通东乡族民众心理的深刻影响——人性因宗教的支撑而表现出高贵和坦荡，并具有了超越世俗观念和生命善恶的心灵高度。村长乌斯芒发出“那时候的光阴呵，伊比利斯（魔鬼）沾身哩，好端端一个人就让妖魔附体了”的喟叹，是对严酷的政治时代导致人性扭曲的解读，也是以宗教文化的理念对人性中光明与黑暗两面形态转换的阐释。小说里的宗教对于普通东乡族民众的救赎提供着正面力量，其价值坚守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仍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

　　《阿娜的憨敦敦》中具有开拓性的一点是：作者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第一次刻画了东乡族民众在现代城市中的生活历程，折射出在偏僻和贫瘠土地上生长起来并逐渐融入现代化潮流中的东乡族人民的深刻变迁。珠玛姐一家由落难到逃离家乡，逐渐在城市扎根、自立，到最终创立商业品牌的过程，映射出东乡族传统观念与创新思维、经济发展与文化寻根、精神失落与人性坚守等诸多矛盾混合发展的情状。

　　小说以穿透性的目光审视当下，在光鲜明亮的生活表面发现裂隙，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的现实难题中，将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思索引入深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文化的构筑与颠覆并存，民族固有的生活模式和价值体系愈来愈处于弱势地位。在左冲右突的复杂环境中，东乡儿女感到迷茫、焦虑和躁动，时时陷入对自我价值进行重新认同的精神困境之中。在小说中，在城市文明中陷落的人不在少数：懒猫萨利为了钱财走私贩毒；工头阿卜杜沉醉于声色之中；珠玛姐的丈夫巴哈出轨包养情妇……现代人在道德操守与物质考量的天平上，已呈现出剧烈的失衡状态，种种道德沉沦和灵魂迷失的社会乱象，引起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而宗教情怀和传统文化，则被作者认为是洁净人心和复归民族精神的利器。珠玛姐，作为坚守者，为死刑后的萨利收尸埋葬，设立幼儿园解决东乡儿童入学难题。她的怜悯、包容、慈悲的性格，展现了宗教情怀的伟大力量。而小说中，赛里木对民族文化的热衷，马六七与拉面文化、松鸣岩与花儿会等，宛若一条悠长而深邃的传统文化河流，滋润着作者的心田，使作者在追寻前人的足迹中，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学者张柠谈及“文化自卑”时说：“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文化，已经渐渐退化为一种压抑的力量。文化自卑只能导致一种‘重复性人格’，结果就是创造性的丧失。”作者马自祥在面对现代性诉求和民族认同问题上，通过回顾文化传统，挖掘民族精神的内核，努力找寻对于现代文明有益的民族文化因子，体现了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他以开放、宏阔的人文关怀意识，审视现代文明中的人性与文化形态，实现了对本民族生活的多样性思考和现代化展望。

　　作家阿来曾言：“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在这部小说中，马自祥通过营造一个独具特色的真实而生动的东乡族世界，既打开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交流、互动的窗口，展现了全球化视野中多元共生的文化情境，也多角度、多层面、多样化地展开了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探索和审视，树立起民族文化的现代品格。